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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两名性侵女学生罪犯死刑

去年做“曹林说会”节目时，曾进行过一场网络调查，问网友在两会时最反感代表委员说哪些套话，排在前面的有“听了报告我深受鼓舞”、“报告高屋建瓴”、“我是来学习的”——公众之所以反感代表委员这么说，是觉得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把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当成了学习和歌颂。3月5日上午，李大大总理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接受代表的审议，并请政协委员提意见，以一种正常的代议心态去审议报告非常重要。 听了报告我深受鼓舞——以往一些代表习惯以各种方式表扬政府工作报告，但不要以为总理喜欢听这种没有营养的表扬。前年12月，李大大到天津调研考察，在一个公司听取情况汇报时，就三次打断企业负责人的话，追问“有哪些政策可以调整”。他说：“不要光表扬政府，要承认，我们的行政审批和发达国家比做得不够好。这些问题一定要改进，要适应企业的发展。” 总理其实很期待听到批评政府的声音，几任总理都经常邀请各界人士到中南海做客，听取他们的意见。比如去年1月17日，10位来自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的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受邀来到国务院会议室，为正在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意见、建议。座谈会开始前，李大大总理就鼓励大家说：“座谈会虽然时间有限，但你们要敞开心扉讲自己的看法、建议，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可见，政府工作需要的是献计献策，而不是献媚。 早在2007年两会，李大大总理在地方任职以人大代表身份履职时，就曾质疑环保统计是否准确，统计口径上是否有偏差。当了总理后，也不时批评政府工作，比如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批评一些不作为的地方官员是“尸位素餐”，甚至拍桌子批评一些“拿低保给官员当人情”。 这些例子都说明，总理自身做了批评的示范，也做好了欢迎批评和承受批评的准备。更重要的是，法律赋予了代表们审议报告、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力，纳税人也期待人大代表表达真实的民意，代表们没有理由战战兢兢地把“我是来学习的”、“我深受鼓舞”之类挂在嘴上，浪费了审议的机会和议政的资源。 前些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参加政协的一个小组座谈会，一个政协委员说“下面我再汇报第二个问题”，温总理马上就打断了他：“不汇报，你就提意见吧。”代表委员中有很多官员，平时在总理面前是“下级”，但在两会上是平等的议政者，是政府的监督者，而不是听指示的下级。一些代表委员也喜欢把“学习”挂在嘴上，这种“学生心态”要不得。 还有那种举个手、鼓个掌、把审议报告当走过场的打酱油心态也是不健康的。每次做报告时，媒体特别喜欢数代表委员的鼓掌次数，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多少次掌声”都是一大新闻点——掌声也是一种民意，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淡化它，强化监督和审议。(曹林)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２日电（记者 靳若城、李汶羲）外交部发言人洪磊１２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积极评价由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美国参与的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首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愿为阿富汗和解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１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袁汝婷、李劲峰、李金红）消防栓里的水，原本是火灾时的“救命水”，却成了许多人随意盗取的“免费水”。仅以江西南昌为例，消防栓一年被盗水曾达２０００万—３０００万吨，这一水量可供严重缺水的甘肃通渭县所有居民生活至少七年。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全国多个城市，“水耗子”无处不在，消防栓已成为吞噬国家公共水资源的巨大“黑洞”，而更严峻的现实是：这笔数目惊人的“盗水账”却没人算得清。 凌晨，一条长长的水带穿过工地围墙的大窟窿，接在马路边的市政消防栓上。白花花的自来水汩汩而出，一些漏洒在地面，绝大部分则顺着水带流进了工地２０立方米的蓄水池。 两个多月的施工时间里，武汉一家建筑工地每晚都趁着夜深人静，悄悄从消防栓“引水”进蓄水池，再用水泵抽出，用来搅拌水泥、打桩。 武汉市水务稽查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经测算，该工地在两个月内通过消防栓盗用水量达两万多吨，被追缴水费１０万元。 不仅在武汉，在南昌、海口、珠海等许多城市，消防栓早已成为一个深不见底的水资源“黑洞”。以海口市为例，该市威立雅水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接到市民举报的盗用消防水案例就有５０多起，保守估计，造成数万吨水流失，“这还不包括没发现的。对于未发现的消防栓盗水，损失无法估算。”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已查处案例仅是消防栓盗水现象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消防栓被违规开启，无人察觉举报。武汉水务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盗水，大量消防栓处于非正常使用状态而被损坏。武汉市１万多个消防栓每年维修率在５０％左右。而来自南昌市供水公司的数据则显示，每年光维修消防栓就达２０００多次，维修费高达７０多万元。 究竟是谁在占消防用水的便宜？不少市民在微博发图举报，洒水车经常在消防栓私自接水“洗马路”；还有洗车行、大排档从消防栓暗接管道长期偷水被查实；更有物业公司拧开消防栓浇花，半月盗水数千吨；而不少城市的消防栓由于安装在绿化带上，甚至变成了园林工程“专用”…… 全国多地水务部门查处案例显示，偷水“大户”一般包括四类：首先是道路施工、基建工地等；第二是物业公司、临街排档、洗浴中心、洗车店等经营网点商户；第三是园林绿化、环卫等市政单位；第四是流动性工程车辆及流动人口。 记者了解到，消防用水属于城市公共供水，所以市政消防栓不安装计量水表。正因如此，在许多单位、商户及个人眼中，用水“不走表”的消防栓就是“不要钱的水”。 被盗的水量究竟有多大？记者走访多个城市水务部门，奇怪的是，尽管多部门均反复强调消防栓盗水极为普遍，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有精确统计，仅有的数据也只是估算。 被盗的水量“算不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计量水表。“为什么要装水表？反正不收钱，装了干吗呢？”一位水务部门工作人员说。 珠海水务集团供水业务部主任王杭州认为，消防栓装水表并不现实。以珠海为例，市政道路消防栓有５４００多个，由于消防栓出水口径大、走水多，对水表的要求较高，因而安装成本高昂。王杭州介绍，消防水表成本每个约２０００元，安装费用就高达千万元以上。此外，水表每两年检定一次，检定费加上拆装费，每个约５００元，检定一次需数百万元。“很多消防栓好几年也用不了一次，水表空置，如果全部装表，也是一种浪费。” 除了装水表，有没有其他计量方式可以算清这一笔惊人的“盗水账单”？记者调查中，所有水务部门及业内专家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消防栓盗水，就这样成了一笔“糊涂账”。 既属犯罪，为何管不住？海口市威立雅水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消防栓盗水现象监管困难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分布范围太广，难以监控到位；其次是盗水随机性强，抓住的概率低；最后，“市政单位，如绿化、环卫等盗水情况较多，处理难度较大。” “九龙治水”也是“管不住”的主要原因。记者了解到，负责巡查和接受相关举报的主要是水务部门，并没有执法权力；而具备执法权力的公安部门，很少对消防栓盗水行为主动巡查，在水务部门将线索转交时，当事人大多已逃离。 “我们巡查中就算抓了现行，也只能劝阻和拍照‘留底’，没有处罚权力。”一位水务部门稽查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消防栓偷水具有临时、分散、流动、隐蔽的特点，而水务、公安、消防的联合执法最多半月一次，所以很难遏制。 王杭州等建议，要遏制消防栓盗水乱象，首先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通过有奖举报等方式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其次要提高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最后，要引入“技防”，通过技术手段严防盗用行为，例如安装消防栓监控器，记录开启、关闭时间，并通过ＧＰＲＳ网络实时传送；此外，还可安装消防栓加密锁，配备专用工具开启等。（参与采写记者吴锺昊、张钦）“从近几年看，全国社保基金的年均收益达到8.36％，企业年金的年均收益达到7.87％。”游钧说，“养老基金交给这些机构来运营，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会获取良好收益、保障基金安全。”

1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杰波、周岳海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2014年第三轮巡视工作开展以来，被巡视的13家单位中已有7家单位16名工作人员落马。与此前的常规巡视不同的是，此轮巡视全部采用专项巡视，发现腐败线索立即移交有关部门查办，巡视成果在巡视工作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显现。 巡视工作的新变化，是2014年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的一个缩影。一年来，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坚持立行立改、循序渐进，哪方面的工作有着手试点的可能性，就立刻着手进行，试点一旦成熟就立即总结经验、全面推开，使得改革在短短一年内就取得令人瞩目的反腐“红利”。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为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其中，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方案》确定的“七大改革任务”头一项。这项改革以“一规范两加强”（即规范用权行为、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为实体内容，给反腐败的重点监督对象套上了“紧箍”。 有媒体作过一个统计，在前几年受纪律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占比达1/3以上。十八大以来，31个省区市省会城市的“一把手”中，已有6人先后落马。这充分说明，相当多主要领导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因为手中掌握的权力过于集中，一旦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容易把权力作为谋私工具，堕入贪腐深渊。因此，席大大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主要领导干部也就是一把手，把该负的责任负起来了，把自身管好了，很多事就好办多了。” 一年来，根据《方案》的要求，中央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强化了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定向监督和贴身监督：一是“分解法”，按照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原则，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事项、掌握权力及应负责任，合理分权、科学配权，并对直接掌管人财物等高风险部门和岗位进行更具体、更有效的权力限制；二是“清单法”，推行部门和领导干部权力清单制度，厘清公权和私权边界，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给主要领导干部用权行为套上“透明的笼子”，防止公权私用；三是“倒逼法”，通过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干部选任“一报告两评议”、用人责任离任检查等监督问责机制制度，进一步增强主要领导干部谨慎用权、正确行权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 一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意识得到明显加强。“用心抓发展指标，用嘴抓反腐指标”，把党风廉政建设全都推给纪委，是原先不少党委的通病。党委主体责任的缺位，削弱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实际效能，也严重损害了党的执政形象。一年来，中央纪委紧紧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通过约谈、完善履行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制度、加强舆论引导、强化责任追究等，逐步形成实实在在的工作支撑，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和执政意识、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的意识。 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要害是问责到位。2014年，中央坚决查处山西“塌方式”腐败案件，依据党章规定，追究相关党组织的责任；严肃查处湖南衡阳贿选案，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衡阳市原市委书记童名谦作为第一责任人一审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同时有467人被予以党纪政纪处分，69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党委的责任厘清了，纪委的监督责任也一样需要重新定位。围绕监督执纪问责这个主业，纪委战线不再拉得像原先那么长，不该管的坚决不管，从多个议事协调机构中抽身而出，仅省级纪委就从参加的4619个减少至460个，清理比例达90％。中央纪委机关内设机构再次进行调整，增设纪检监察室，组建组织部、宣传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执纪监督部门数量和人员力量进一步加强，分别占机构和编制总数近70％；各省区市纪委也对内设机构和人员进行存量调整，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党风廉政建设主战场。 “两个责任”意识的强化，使得纪委在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加强上级纪委领导等有利条件下，逐渐回归主职主业、坚守主责主项，告别“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尴尬，走出“既是全能纪委，又是失能纪委”的困境。 一年来，通过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各级纪委在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派驻纪检机构建设、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加大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力度等方面取得有效进展，进一步强化了腐败的高压治理模式，有效遏制了腐败进一步滋生蔓延的势头。 《党章》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和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但由于诸多深层次掣肘因素的存在，使其在执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运转不畅、实效不佳等问题。一年来，通过建立健全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工作制度、积极推进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部分地区和单位纪委书记及副书记的提名考察中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等措施，让这一被动局面得到了有力扭转，有力地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方便上级纪委更好地支持和指导下级纪委聚焦主业、履行职责。 派驻机构改革是2014年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长期以来，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置派驻机构，在党务部门除个别单位外，基本上没有设置派驻机构。而中央一级党的机关，地位重要、权力集中、责任重大，同样存在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空间。2014年12月11日，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将通过新设、调整等方式，实现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全覆盖。同时中央决定，将首先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设立中央纪委派驻机构，派驻机构全覆盖迈出关键性步伐。 巡视制度创新成绩卓然。2014年三轮巡视过后，中央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巡视全覆盖；同时，探索了专项巡视这个新形式，并在第三轮巡视中全面推开，用时较以往常规巡视缩短一半，但查处腐败线索力度不减反增。不少被巡视单位在巡视工作尚未结束时就已经有纪检或检察部门介入调查，使得巡视的震慑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4年，中央成立了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员包括反腐败、外交、警务、检务、司法、反洗钱等不同的职能部门，在追逃办的统一领导下，公安部门开展“猎狐2014”行动，最高检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外交部加大对外谈判缔结司法协助类条约的力度。积极搭建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网络，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双边、多边协作，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反腐败工作协调机制；起草并推动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了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G20框架下，决定建立包括“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风港”等多方面合作内容的反腐败合作网络。（姜洁 赵兵）